2014年9月28日日曜日

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


黄晓峰   发表于2014-07-27 08:21
 

从结果看,蒙古帝国虽出现在中华本土的北方,但却有着军事共同体的传统;那些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军事共同体此前已经建立了若干王朝。 


杉山正明像:李媛 绘



  杉山正明先生为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专治蒙元史、中亚史,著有《疾驰的草 原征服者》《蒙古帝国的兴亡》《忽必烈的挑战》等历史专著十余部。他的学术观点经常出人意料,引发很多争议。《上海书评》曾刊发姚大力教授的《一段与“唐 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2013年1月6日)、罗新教授的《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2013年8月11日)等书评,对他的看法提出商榷。此次且看杉 山正明如何回应这些质疑。



您在著作中说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似乎在暗示“中国”就等于“汉人居住的地区”。但是任何一个“中国的王朝”都不是单一民族的,而是一种包含了少数民族居住地的混合政体。是否辽金元史本身在给我们暗示出对“中国”的另一种理解?

  杉山正明:首先,中国的领土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变化,从整体来看不断扩大,最终才保有了现在的广大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王朝并非每个都是由相 同的人种群体所构成,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人群与地域集合而成。总之,说中国是由各类人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复合体,恐怕再恰当不过。实 际上,这一特性并不仅限于中国,它还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史的共通点。当今中国存在五十多个民族这一事实,或许可认为就是其证据吧。

  从结果看,蒙古帝国虽出现在中华本土的北方,但却有着军事共同体的传统;那些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军事共同体此前已经建立了若干王朝。这些军事共同 体多次侵略所谓的中华大地,在成功征服并实施统治后,出现了一支人类史上罕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超大领域的支配。这支军事力量吞并了拥有 巨大人力资源的中华领土后,一方面将其作为统治的中核重心地区,另一方面活用中华本土的经济、产业与技术等力量,结果它不仅囊括了东亚,甚至将更为广阔的 区域纳入其陆上版图,规模为人类史上之最。若详述其占有的领域,中亚的草原地带自不必说,还包括偏北方的俄国、广义上的伊朗及其周边、现在中东的东半,甚 至延伸到现在欧洲的西部,可以说占有了亚欧大陆的大半部分。

  其实,更早于吞并大陆前,蒙古已开始尝试海上扩张了。众所周知,它曾两度侵略日本(两次都遭遇失败,还策划了第三次侵略)。它除了向越南、占城 国和吴哥王朝一带,以及现在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方面数次派兵征伐之外,还与攻入伊朗方面的旭烈兀国(忽必烈弟弟的所建)联合,在从东亚 海域到现伊朗方面广大的印度洋海域上,采取了直接控制东西海上航线的种种尝试。作为这一野心的结果,蒙古军还对现在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满者伯夷政权发动了相 当正式的海上攻击。顺提一句,伊本-白图泰等的记录,可以为这一史实提供有力的参考。提到“海道”,人们通常认为是西方人所开拓;但实际上,杭州、泉州、 广州等忽必烈直辖的大元朝治下的港口城市,以及旭烈兀国所控制的波斯海岸一带的海湾城市,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东西区域,其存在是人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总而言之,在大陆与大洋的西方,蒙古帝国展开了欧亚非一体化的扩张道路。再考虑到以达·伽马为首的欧洲人在印度洋的海上探险,以及蒙古之后的明清时代日益显著的海上航行,可以说一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主要是从亚洲方面展开的。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目。

  若综合考虑上面的说法,那么“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说是对错各半。但作为接收中华领土的结果,蒙古政权进一步充实、扩大了中华本土, 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一点,蒙古以后的明清两代政权,才得以保持了辽阔的版图。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联合体,领土确实远远超过了 中华国界,横跨了由四个属国构成的超大区域。或许可以说,在十三、十四世纪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侧面。


如果说“唐宋变革论”主要是基于中国中心的历史叙述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在“唐宋变革”和“北族王朝史”之间找到一个历史叙述的平衡?

  杉山正明:迄今为止的研究,动辄从相互对立的角度来把握唐宋变革论和北族王朝史。而实际上,如田余庆所注意到的一样,在拓跋政权和其后的中华世 界中,多民族化和多元复合文化是显著同时进行的。其实,唐宋变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演变。与这种变革的成果同步,北族王朝这一军事优先的混合体,实际也形成 了组织。结果,这两种变化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共同向着下一个历史阶段前进。

  高度评价南方繁荣的文化区域和那里的“文明主义”,而贬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军事优先主义,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国史学家也有此倾 向。所以,综合地把握两者,进而描画出一幅时代的立体画像,此点非常必要。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历史研究者的真正水准吧。至少我认为,圆融无碍地将以上 特征纳入历史叙述,是十分可能的。也惟有那种叙述,才是历史的原貌。

如果说我们可以在世界史的视角下来理解蒙元王朝的成功,那么应该如何在世界史的视角下来理解蒙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蒙元的崩溃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集合,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必然性?

  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解体,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并不是一瞬间的全面灭亡。比如它在俄国全面崩坏后,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作为其自 身才首次拥有了独立性和一体性。俄国的学者尽量轻描淡写地对待蒙古造成的影响,这并不正确。毋宁说,俄罗斯直到近日,还背负着蒙古统治下的深暗阴影。从这 点至少可以说明,蒙古对俄国的支配,并非“短期内的失败”,而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比如,伊朗、中东方面的旭烈兀国(伊利汗国俗称),从表面上看已经解 体,但继承了其大部分区域的萨法维王朝,实际只不过是蒙古的后继国家而已。而作为其后身的卡扎尔朝,亦是如此。更有史实说,在以成吉思汗后裔之“驸马”闻 名的帖木儿取得统治权后,从欧亚大陆中部开始,扩张至俄罗斯及中东地区。如果他能多活一两年,也许这员老将率领的骑兵就要踏进永乐帝统治的大明帝国的领土 了。

  话又说回来,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大元朝(即中国立场下的元王朝),看似比任何一个蒙古帝国的属国灭亡得都快。比如前面提及的永乐帝,通过占据旧 元朝的军国体系,做上了皇帝。如此观察,我们是否应该说,元王朝是在短期内覆灭的?不过,蒙古帝国的各个属国存活时间虽长短不一,但它们都在亚欧大陆东西 各个方向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比如,众所周知,发兵自察合台汗国的巴布尔,创立了横跨阿富汗到印度的广阔帝国。作为一支蒙古政权,它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相互 重合,同以泰姬陵为首的著名建筑一起,长久存于后世。

  综上所述,“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只能说是一种着眼于中华领域的观点。而在欧亚史和世界史中,蒙古帝国则具重大意义。倘若眺望现在的北 京,北京也好北京城也好,其实绝大多数建筑物和城市建设,可以说都是蒙古帝国留下的遗产。总之,我们不得不说,“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这种说法,多少 有些片面。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十三、十四世纪的科学水准而言,当时的运输、交通、通信系统还很不发达,难以支持横跨欧亚东西大陆这样一个巨大帝国和 巨大体系。但是,当时的蒙古势力不仅涵盖了大海,还控制了欧亚东西大陆的相当大的部分,显然,这在人类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您在《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提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 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蒙古所建立的“世界体系”和近现代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是否有任何意义上的连续性?换句话说,是 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最终出现,需要以近代之前的几次世界体系的出现为前提?

  杉山正明:二十多年前,我向世界提出了“蒙古时代”这一视角,如今看来,非但世界各国的主要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提法,可以说作为世界史上的当然的 时代区分概念,也几乎得到了确立。具体来看,蒙古帝国在十三、十四世纪形成了人类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亚非欧世界的大部分在海陆两个方向上联系到了一起, 出现了可谓“世界的世界化”的非凡景象,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东西交流的空前盛况。

  比如说,1375年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联合王国(现在西班牙东北部一带,面临地中海的发达地区)马略卡岛出现了划时代的世界地图(拉丁语称为 Mappa mundi,意思是世界的纸片;英语通常称为“卡塔拉地图”,或者称为“加泰罗尼亚地图”),这如实地反映了时代的转换,可以说是那种东西交流的一个具体 结晶。该地图现在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986年,在已故的让·奥班先生的协助下,我曾经对其进行过直接的精密查看与讨论。而且承蒙先生的特别关照,我 取得了该地图的彩色胶片,带回了日本。此后,以《大地的肖像》为首,在我的一系列著作、论文以及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讲演中,我都阐述了这幅地图在人类史上的 值得注意的意义。

  另一方面,与西洋的这幅“加泰罗尼亚地图”不同,日本国内也有几幅世界地图。我在彻底调查存在于京都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西本愿寺所 藏)的同时,分析了与其有明显关联的数种世界地图。结果,对于长崎县岛原寺、本光寺所藏的同名地图,熊本县熊本市的本妙寺收藏的同名地图,以及天理大藏的 别名地图都进行了拍摄处理,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与讨论。另外,日本NHK与英国BBC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国际特别节目《大蒙古时代》(The Great Mongol I~V,该节目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播放过,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我出任了监制一职。1992年,我首次将上述各种地图介绍给了世界。

  另外,我在出版《大蒙古国》的彩色插页版(角川书店)的同时,完成了我独自写的《改变世界史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素描》(角川丛书,2000年)。 在这本书中,我首次尝试将源于西洋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与源于亚洲或者说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系列的四种地图,一并进行了处理。此外,2005 年以来,我推进了我在职的京都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尤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等进行了数次特别讲演,对“加泰罗尼亚地图”系统的各种地图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至少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相关学者,应该明白了“加泰罗尼亚地图”所具有的特别意义。

  回过头来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上述十三、十四世纪“蒙古时代”成立、展开之后,这一动向得到了延续。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非洲-欧亚大陆 之上,俄罗斯的出现与扩大、图格鲁克王朝以后的印度次大陆的整合,以及横跨陆地与海洋的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这些都是与所谓的“近世”有直接关联的重大变 化。这种情形大体上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后蒙古时代”这一命名下,将其综合性地理解、概括为非洲-欧亚大陆的后续展开。另外,这一“后蒙古时代” 的说法,是我和美国代表性的学者约翰·伍兹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另外,就中华地域而言,在蒙古的撤退、帖木儿席卷与退潮的过程中,明清帝国得以形成,进入了 下一个时代。

  另一方面,所谓的西欧崛起这一现象的出现,竟然意外的晚。在恩里克航海王子的支持下,葡萄牙经过非洲到达亚洲海域的时间,是1487年。巴尔托 洛梅乌·迪亚士发现了风暴角,将其命名为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不过,葡萄牙与西班牙并没有立刻直接控制中国海域。通览以上各种历史经过,即使我们说“世 界体系”,那首先也是以“蒙古时代”为开端,经过葡萄牙、西班牙等缓慢的海上扩展,在长期的变化中才得以形成。最终在1947年英军于印度撤退后,明显 的、巨大的一个“时代团块”暂时谢幕。如今,世界以美国为轴心因互联网等技术引发了通信革命,也可以说出现了“全球化的时代”。总之,从蒙古帝国开始,经 过三个或四个阶段,可以说如今正在形成真正的“世界体系”。


清史学者欧立德在《乾隆帝》一书中认为,乾隆朝确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元素,对近现代中国功不可没,似乎在暗示他是现代中国的创始者。在您看来,乾隆朝建立的这个体系具备世界体系的元素吗,为什么?

  杉山正明:欧立德对乾隆帝进行的评价,当然有其妥当的地方。不过,从最常识的角度来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当中,无论怎样考虑,在个人手腕这一点上,康熙帝都最为突出。另外,雍正帝乍看上去让人感觉不显眼,但他确立了法治,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

  与这两位先驱相比,乾隆帝自身的真实形象,并不显得明晰。相反,说句老实话,乾隆帝只是继承了康熙、雍正二人努力治世的结果,长期享受了那种安 定的太平盛世。乾隆帝这种形象很难否定。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乾隆帝是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幸运儿,是“好时代的幸运帝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乾隆时 代得到了扩大的版图,维持了安定,但他也没有经过特别的辛苦,基本上在太平中度过一生,这可以说是时代使然。以此作为乾隆帝的功绩,其实未必。

  所以,国内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周边一带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祸患,这只能说是幸运。以此为根据,将其视为“现代中国的创始者”,那历史学究竟 还要研究些什么?欧立德所说的乾隆朝的太平时代过后,中国不是立刻进入了各种风云突变的时代吗?因此,用类似“现代中国的创始者”这一概括一切的命名方式 畅快地谈论历史,这至少对我来说,有很难说服我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乾隆帝的治世确实是安稳和平,统治了广大的版图。但单单将乾隆拿出来赞美,还是让人无法理解。这么做,只能让康熙和雍正在九泉之下苦笑吧。另外,认为乾隆时代的体系具有“世界体系”的元素,我正想就这种看法询问一下中国的现代史学家的意见。


您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 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汉文史料有汉文史料的固有的偏见,波斯文史料也有波斯文史料固有的偏见。是否两者可以大致相互补 偏,还是两者都在各说各话、实际上很难捏合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我们现在都知道汉文史料有种种不足,是否可以介绍下您眼中波斯文史料的不足?

  杉山正明:在研究蒙古、元朝史时,只能说学习多种语言是必要条件。质疑者认为,因为有分别以汉语和波斯语为主体的历史资料,研究者也因这两种语 言分化为两部分。但在我看来,这些质疑者犯了根本的错误。在进行蒙古时代史研究时,汉语、波斯语不消说,阿拉伯语、突厥系语、俄语、梵语-巴利语、藏语、 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都必不可少。

  坦率地说,如果想鼓足勇气进行蒙古时代及其前后的历史研究,那一生都得进行语言学习。同时,当然有必要从世界各地收集蒙古时代以前的各种历史、 语言文献。我自己从儿时开始一直到今日的大约四十年间,每天都纠结于此。散落于非洲-欧亚大陆各地的各种语言的基本文献,到底只能自己努力去调查、收集, 别无他法。挑战研究蒙古时代史,或许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事。

  然而,作为开创真正世界史研究的一步,这种研究有必要为后世的人们所继承。幸运的是,我身边有数位正推进这一研究的优秀年轻学者。在不久的将 来,我们将迎来世界史得到彻底改换的时代吧。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放眼当今的世界,致力于这种世界史研究的人几乎绝迹了。过去,德国曾是这种世界史研究 的推进中心,如今已然衰落,出现了大量剽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行为。坦白地说,在中国学者中,这种让人不得不皱眉头的行为,也非常显眼。历史研究的道路 诚然险峻,但是,诚实正直、埋头苦干的学者,总会得到应有的评价。那个时代一定会到来。 ■

  (刘琼译)



录入编辑:周子静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7/27/1170331.shtml

2014年9月17日水曜日

Бүх дэлхийн адуучдын их наадамд Монголын баг амжилттай оролцжээ


2014-09-16 14:44:41 - Спорт
 

Бүх дэлхийн адуучдын ур чадвар, спортын их наадам Киргизстаны Чолпон Ата хотноо зохион байгуулагдаж, өнгөрсөн ням гарагт өндөрлөжээ.  Наадамд 19 орны 22 баг, 430 гаруй тамирчин авхаалж самбаагаа сорьсон байна.

Оролцогчид алыш /бүстэй барилдаан/, аламан байге /холч морьдын уралдаан/, эр эниш /Морьтой барилдаан/ гэх зэрэг 10 төрөлд өрсөлдсөнөөс Киргизстаны баг 16 алт, 20 мөнгө, 19 хүрэл медаль хүртэж, багийн дүнгээр тэргүүлж, Казахстан 10 алт, есөн мөнгө, есөн хүрэл медальтайгаар удаалжээ. Монголын баг харин нэг мөнгө, зургаан хүрэл медаль хүртсэн байна. ОХУ таван хүрэл медаль авчээ. Адуучдын их наадам нь Киргизстаны Ерөнхийлөгч Алмас Атамбаевын санаачилгаар явагддаг бөгөөд дэлхийн улс орнуудын адуу маллах арга ажиллагаа, соёлыг түгээн дэлгэрүүлэх зорилготой аж.

  Д.АМАРТҮВШИН
http://www.medee.mn/main.php?eid=52362

2014年9月16日火曜日

Ерөнхийлөгч Ц.Элбэгдорж Ажиа гэгээнд “Алтангадас” одон гардууллаа

2014-09-16 14:32:12 - Нийслэл
AJIA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Ерөнхийлөгч Ц.Элбэгдорж өнөөдөр Ажиа гэгээнийг хүлээн авч “Алтангадас” одон гардууллаа. Ажиа гэгээн “Хүүхдийн цусны эмгэг, хавдрын эмнэлэг”-ийг ашиглалтад оруулан хүмүүнлэгийн үйлсэд гар бие оролцож, сайн үйлс бүтээсээр байгаа билээ.

Энэ үеэр Ажиа гэгээнтэн “Төр миний хөдөлмөр зүтгэлийг үнэлж, шагнаж байгаад талархаж байна. Гэхдээ энэ бол зөвхөн миний хичээл зүтгэл бус нийт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хөдөлмөр зүтгэлийн үр дүн юм” гэлээ.
Ж.ГАНАА
 
http://www.medee.mn/main.php?eid=52360

2014年9月12日金曜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蒙古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


台湾海西咨询负责人 林正修


——经济语境下的中蒙关系

2009 年5月普京到访蒙古时,我正好在乌兰巴托。作为蒙古国事访问的主客,普京在上一站日本耽搁了四个小时,让蒙古国的文武百官在机场苦苦等候。在离蒙的记者会 上,普京频频看表,不耐烦之情言溢于表。但蒙古朝野对这位前宗主国的新沙皇来访还是满心欢喜,唯一持异议的是我朋友Boum Yalachi和绿党的伙伴,他们在苏赫巴特广场举牌抗议,要求普京不要指染蒙古的铀矿。

六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排场盛大, 细节体贴。相较之下普京的傲慢,习近平与一个人口不过北京朝阳区大小的邻邦元首平起平坐,把盏言欢。习近平在大呼拉尔(国会)致词时说道:“这是一次走亲 戚的访问……现在中蒙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路熟了走起来容易,人熟了聊起来容易……中蒙两国将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

绕开这些不热不冷的外交修辞,我总觉得这场套路做足的大戏少了一些核心价值。关心中蒙关系的各方该追问,中国在蒙古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中国对蒙的长远目标与现行政策之间有无扞格之处?

中蒙外交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中 国在蒙的核心利益是矿产吗?如此说来,智利的铜或澳洲的铁矿砂也该划归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资源全球化的今天,虽然大宗物资持续看涨,但大致还是由供需双方 的议价能力决定。然而就经贸而论,蒙古有绝对正当的权利在大国间左右逢源。就在习近平访蒙的同时,日本自民党的经贸代表团也在首府与总理对话。矿产是个大 买卖,但绝非中蒙关系的核心。

也有蒙方的评论者认为习近平此行是回防后方,突破美日的包围。这个判断局部真实。但从上世纪末中苏勘界确定并 共组上合组织后,蒙古作为中俄缓冲国的功能大为降低。蒙古不如突厥诸国(中亚五国)位于内亚(中亚)的战略要地,缺乏出海口更是地缘处境上的软肋。蒙古 “第三邻国”的构想在经贸上或有可为,但除非中美回到冷战的对抗,美国不太可能冒北京之大不韪,直接在蒙部署军力。所以虽然习近平高度评价蒙方倡议的乌兰 巴托和平对话,但至今仍然看不出蒙古可在区域舞台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倒是习近平的“两车论”,把中方的战略意图说得更为形象具体。习说欢迎 周边邻邦,搭中国崛起的“便车与快车”。大白话就是告诉蒙古朝野,若是想分润中国崛起的经济利益,就别做出伤害中国感情的行为(如邀访达赖喇嘛)。双方希 望贸易额能在2020年间增加到100亿美金的规模,约为今年贸易额的八成。

中方的意图是把蒙古从前苏联的附庸国转变成对中资源输出型的依赖国。双边贸易要如此神速超赶,只能靠开发超大型的矿业项目来达到,而各国力争的南戈壁大矿奥云陶勒盖(OyuTolgoi)正是首选。

可 是从蒙古的长远利益来说,正因为全球资源稀缺会常态化,丰富的矿藏与其现在开挖不如以后再卖。优质煤是中方从蒙古进口的主力产品,而中国却是全球煤储量的 首位国家,集中的地点就在邻近蒙古国的内蒙,山西,东北等省份。中国这种先用邻居资源的心态,蒙古各界岂会不知。无偿援建固然是中方慷慨施恩,但中国工人 在失业严重的蒙古乡间包办大小工程,看在当地人眼里未必感激,甚至常发生纠纷。总之,中国在蒙古做了不少事,却得不到相应的肯定。

中国高估了对蒙经贸影响而低估蒙古的内部复杂性

中国目前推动的周边经济安排,可以算是历来朝贡体系中最没有想象力的版本。

和明朝的大胆南向相比,现今的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缺乏海洋与民族的多样性。和清朝经略内亚相比,当前的体制无法调动宗教力量收拢人心。即使和民国及北洋相比,现今中国内地少数民族汉化的速度也令蒙古人怵目惊心,物伤其类。

北京对蒙古的战略盲点在于高估了经贸的影响力,也低估了蒙古内部的复杂性。施惠式的贸易或可让小国一时顺从,却不会有长期的真诚协作,更买不到对方的尊敬。

以 蒙古的政治变化来说,很可能过一阵子政党轮替,矿业的谈判就陷入僵局,达赖更是照例访蒙。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时,长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发现 可以利用宗教领袖来化解以往的旧怨。于是这个曾经枪杀数千名喇嘛的政党幡然悔悟,每逢选举便积极邀请达赖喇嘛访蒙。目前执政的民主党可以看成是亲商的政 党,对中国也较多务实的考虑,但蒙古的政党轮替已经两上两下,基本上没有言论审查与政治迫害。即使仍有贪腐与透明度不足的问题,但任何台面人物与邻国的暗 盘都难逃媒体的追踪。

北京或许会觉得反复是小邦的本性,但蒙古的头面人物却可能觉得玩弄大国而沾沾自喜,要蒙古对大国一面倒的情形基本不可能。若不理解蒙古民心的两面,单面让利的做法极可能事与愿违,而问题的根源却正是北京理解邻邦与世界的方法。

蒙古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

其实在经贸与政治之外,蒙古对中国来说,还有个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蒙古应该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蒙古人对中国若能改观,中国的软实力才走得出去。

因 为中苏对抗的遗绪与面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蒙古应该是全世界最防华反华的国家,从四代留俄的菁英阶层到一般百姓牧民,中国一词通常对很多蒙古人来说,都是 威胁的代称。有位比较了解中国的蒙古朋友曾这样说:“中国人有多恨日本人,我们蒙古人就有多讨厌中国人。”也许中文的读者会感到困惑,中蒙即使有些嫌隙, 历史上中国并没有侵略蒙古。

但从蒙方的理解来说,满清对喀尔喀蒙古的分化与镇压也算在北京政权的继任者身上。北洋政府曾多次出兵库伦(今乌 兰巴托),蒋氏父子与毛泽东都没有放弃向斯大林交涉阻止蒙古独立。中苏对抗时,蒙古国和内蒙古都是重兵部署的前线,而中国文革期间虚构内人党株连与迫害国 内蒙古族,更是蒙方负面理解中国的源头之一。

相较于官方的节制,中国民间不时有“回收蒙古”的偏激言论,主张者从网络愤青到民运人士都有,在在都让这个已经建国百年的主权国家感到不解与不快。

然而从中国国内蒙族的处境来看,作为主人民族语言的蒙语,在各级自治体的普及程度远不如粤语在广东,吴语在上海。当今的体制拔擢了许多蒙族的秀异人才,开展了许多民族工程项目,却坐视蒙语持续流失,草原生态严重衰退。

中蒙互为镜像,映射彼此的偏执与焦虑

或 许蒙古对双边历史的理解还可再议,但中蒙就像一对镜像,可以映射出彼此的偏执与真实的焦虑。中俄夹缝中的蒙古,民主体制与产业配套都还没完全到位,面对中 国崛起的确有忧患的理由。而北京在国力渐增的同时,真正的朋友却越来越少。但若中国能真诚对待蒙古,或许在这个“他者”身上,可以找到帝国焦虑的出口。

我 在乌兰巴托的华侨小学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蒙华双语学校中,95%是蒙古本地的孩子,有别于蒙古其他昂贵的外语学校,华小学生大部分来自中等甚至贫 苦的家庭。其实连一般蒙古百姓也都知道南方大国的再起,也知道汉式的教学可以补强蒙古的不足,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和汉语有些联系。可惜中国面向蒙古的教育 资源,太过集中在上层家庭,这些学生的首选是欧美日韩,中国提供的机会他们未必感激。

要建立中蒙间的长期信任,关键就在于年轻世代的互相理解。而南北蒙古的深度交流将会带来彼此全新的认识。

如果让中蒙之间有大量的寄宿家庭,在华的蒙方青年或许在感受中国物质充裕的同时,也会对中国网络审查感到不解与不耐。他们也许会心生疑问,为何中国可以在世界各地撒钱,却没办法像俄罗斯一样,照顾人民如住房与医疗的基本需求。

如果南北蒙古的非营利组织可以自由走动,关注公共议题。内蒙将会受益于北蒙的国际网络,成为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另一个窗口,而北蒙各界也可以更为正向地面对中国的投资。

如果北京能走出汉族中心的封闭叙事,让全球的蒙古学者开放地讨论元蒙,满清与近代东亚,双边关系才会在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上”(北京对日本的惯用语)重新开始。而北京的治理者也会从蒙古主导世界史的进程中,得到更多启发。

如果以上都真实发生,蒙古人民对中国固结的偏见或能开始化解。

习近平访蒙与两种截然不同中蒙关系的想象

也 许有人会担心泛蒙思想的再起,会冲击中国内部的稳定,但以目前的人口组成与分布来看,蒙古人之间的任何连结都不具备改变地缘秩序的丝毫可能性。开放两蒙交 流将会为中国在北境带开一扇窗,带来更多改革的动力。北京对蒙工作的首要工作不是加大援助,而是开放心胸,尊重邻邦,改革自己。

在蒙古国后杭爱省的和林王城附近,有个八世纪写就的阙特勤碑,碑的正面是唐玄宗纪念毗伽可汗亲弟特勤过世的御制宏文,碑文曰“…各修边贡,爰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患不作,弓矢载橐。尔无我虞,我无尔诈…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

然 而碑的另外三面,却是可汗口述的真实心情,他说:“唐人的话语总是甜蜜,唐人的东西总是精美……但他们不让我们的勇士当任领袖,只想把我们当奴仆…利用甜 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唐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唐人便萌生恶意。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 人获得发展。”

阙特勤碑把大国的辞令与小邦的痛切同勒于碑,并陈于世。千载之下,观者犹然能体会草原民族面对中原王朝的焦虑。对照今天的中蒙关系,恐怕更多蒙古的有识者对中国心生警惕。

习主席该细读阙特勤碑,理解蒙古的人心。正反碑文里有两种截然不同中蒙关系的想象,但中国看来还是停留在千年前的王朝心态。

地缘政治的战略战术可能有很多选项,但与邻邦交往的核心的价值不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蒙古无疑是个小国,但要想让这些成吉思汗骄傲的子孙敬重南方的大国,中国自己得加油了。

(注:作者林正修为台湾海西咨询公司负责人,曾于蒙古国推动游牧绿公民新闻计划。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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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日水曜日

Mongolian fashion model N. 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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