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7日木曜日

舒泥:移民的社会损失调查报告

“移民的社会损失”是南都基金会支持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一个调研项目。我关注草原地区移民问题已经很多年,接受这个项目以后,先后去了内蒙古额济纳旗、阿 拉善左旗孪井滩、正蓝旗、锡林浩特市等地,又跟随绿家园组织的“黄河十年行”了解了黄河沿岸水电移民的情况,加上以前积累的调研成果,形成这份报告。本报 告从:移民的生存条件是否改善、移民的经济损失、生态损失、社会关系和社会道德损失、政府的信誉损失,以及文化和价值观损失几个方面分析移民问题,并且尝 试讨论移民的可持续性问题。

今年,城镇化已成为“两会”重要议题,希望我的报告能够帮助读者认识已经发生的移民问题,并有助于人们预测城镇化中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


问题一:移民引发的经济问题

穷得只剩下房子


“我们这牧民穷得只剩下房子了!”这是额济纳牧民白音桑的一句名言。大多数至理名言都是人尽皆知的废话,但是白音桑这句不一样。我把这句话学给任何额济纳 以外的人,汉族人或者蒙古人,内蒙古本地人或者内蒙古以外的人,大家的反应都是:“额济纳牧民有钱啊!”相对于今天飞涨的房价,大都市里几万元一平米的楼 盘,额济纳牧民说出这种话简直穷奢极侈。但是蒙古人曾经长期认为固定的建筑是对草原的破坏,如今额济纳每家牧民都至少三、四处房子了,整个村庄、整个苏木 被弃置的也时常可以见到,无人居住的房子无法重新变成森林和草原,也无法变现。房子不一定是财产,也可能是难以清除的建筑垃圾。

额济纳在内蒙古最西端,地广人稀,有大面积的戈壁、沙漠,主要的绿洲集中在额济纳河沿岸。过去湿润的,有芦苇的绿洲是冬牧场,夏天牧民就把羊群赶到远离河 谷的马鬃山去。额济纳的牧民从东风航天城建立至今,已经移民很多次了,额济纳河上游的牧场基本都不能使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下游的牧民又先后被搬到移 民点、苏木(现在叫镇),最后是旗里。白音桑解释他的话说:“冬牧场有一处房子、夏牧场一处、春牧场一处、秋牧场一处、移民点一处、苏木一处、旗里一处, 要是有楼房的还有一处。”他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不少牧民在分产到户之后,有冬、夏牧场两处房,加上第一次移民房一处,也就是移民点或者苏木里一处,还 有旗里的移民房一处,一家牧民有三、四处房子是不夸张的。

我们在额济纳的乡下考察的路上,在胡杨林里遇到一个废弃的苏木,大都是80年代以前砖石的老房子,邮电局、银行、政府的牌子都倒了,整个苏木里只剩下两户 人家,剩下的全是空房。又在路上看到一个移民村,全是十年以内新盖的房子,较之老苏木,这里的房子崭新,住房、棚圈一应俱全,两排街道,几十个院子,但是 整个村子没有一户居民。额济纳已经多次组织过移民,先把牧民移出传统的居住区,移到新村,新村不能放牧,离城市远,也不能打工,生活不下去,政府决定干脆 都移到旗府市区的后面。额济纳地广人稀,全部老百姓都移过来也有地方盖房子,并且不需要太多房子,而且家家户户住大房子。

蒙古族传统上是不用房产计算财富的,儿子长大成人娶媳妇,只要扎一个新蒙古包就可以了,门前任何地方都是客厅,夏天的时候,天是穹庐,地是卧室,冬天蒙古 包不大,节省燃料。如今蒙古族牧民也习惯了住房子,房子里可以多放些东西,没有那么多蚊虫,冷季的条件明显地比较好,但是额济纳的房子的供应很快超过了他 们的需求。

牧民多余的房子也不能出租,因为房子实在太多了,没人租,现在很多移民想了各种办法回到牧区放牧,不过他们放牧不用带蒙古包了,只要四处借空房子就可以 了。我们沿着额济纳河的干河床骑着摩托车跑了一百多公里,遇上了几户牧民,都是借的别人的房子放牧。房子的条件不同,他们也不计较,有的房子很大,只用了 一个角落,放一张床,一个套做饭的东西,剩下的面积大得可以摆下两个兵乓球案子。

牧民真正用来计算财富的是牲畜,这是牧民的可以生息的生产资料,很多移民如今已经没有牲畜了。原牧民斯日古楞如今在旗里租了一个洗衣店,洗衣店的位置就在 旗府北面的一大片移民区。他也同样在牧区、在下面的移民点还有房子,不过都没有用,这里实在是没人租房子。要说起来,他们家的居住条件比起还住在牧区的牧 民的居住条件好。房子高,墙壁雪白,屋里的陈设非常现代化。斯日古楞的洗衣店可以挣一些钱,还有每人每年18000元的草原奖补金和4000元公益林补 助,一年22000元。斯日古楞担心两件事,第一是钱是国家给的,能不能一直给,如果哪天不给了,牧民又都不放牧了,怎么办?自己挺大岁数了,年轻人年纪 轻轻就不知道劳动,以后成了习惯,上了岁数没有家业,怎么办?对斯日古楞来说,他变穷了,有了很多房子,没有了可蕃息的生产资料——牲畜,没有了家业。政 府虽然每年给钱,每年都花了,而置办一群牲畜,最少说也要10万元,也就是一百多只羊的价钱,这才能勉强蕃息,要是再想有点骆驼,20万也打不住,他如今 已经拿不出这个钱了。

在我所访问过的移民村,很少看到移民生活非常破败的情况,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住着漂亮的大房子。但是他们都怨声载道,认为生活变差了,这并不是额济纳一地的问题。

在青海省贵德县我同样看到一个住大房子的移民村,这个村叫沙沟乡,最漂亮的一栋两层小楼的主人叫公保才旦,他们这个村是龙羊峡水库的移民,龙羊峡已经修好三十年,但库容太大,一直没有蓄满水,2005年,龙羊峡涨水,这个村子搬到了这里。

公保才旦同样很多怨言。他在原来的村庄有14亩好地,一千棵杨树,二、三十棵果树,50只羊,8头牛,还有一个电焊铺子。之所以能在移民点盖这么好的房 子,是过去挣钱多,赶上搬家,信心百倍地想改善生活条件把钱全压上盖房了。但是新村里电焊铺开不起来,这附近已经有人做电焊生意了。原来的14亩地亩产一 千多公斤,新分的12.5亩地亩产才一百出头,移民点附近居民户挨户,没地方放牧,牛羊全卖了,树都淹在水里了,所以生活一下没了来源,空守着大房子。

移民盖房子都多少得到了政府的补贴,或许可以认为至少他们的住居条件由于移民而改善了。不过,我这些年在草原上考察,我认识的很多还生活在牧区的牧民,他 们在城里有也房子,都是自己放牧收入买的。如果是楼房,条件和大城市里完全一样,平房也宽敞舒适,可以让老人看病,或孩子上学居住。而壮年的牧民仍然可以 在牧场上放牧,维系家里经济。没有盖大量移民房的地区,房子还可以出租。由此,移民住上大房子算不算一种改善,很难说。


孪井滩移民的三笔账

“照顾我们困难户搬迁,牧区我们生活困难困难,我们还不借账,还能生活,现在还不能生活。”孪井滩的移民李玉贵是汉族,但是说起汉语向蒙古人一样生涩跑 调,她移民前已经在腾格里沙漠中放牧有三代人了。孪井滩在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以北,阿拉善盟有三个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而孪井滩是 新建的一个盟直属单位,是一片开荒种地的移民区。

阿拉善左旗腾格里苏木的牧民向孪井滩移民先后四批,被搬移的牧民有几千户,牧民们反映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一户的问题,是孪井滩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移民前后的收入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计算。

第一笔账:扶贫却扶穷了

“我们也没有种过地,搬上来以后根本就没有经济来源。说是照顾我们,房子的地皮也是花钱钱买的。把我们骗来害苦了!我们把牲畜都卖掉了,买了种子、化肥, 又盖房子,以前的家底全进去了,现在还欠亲戚朋友4万块钱没还,咋过呢?在下面(放牧)的时候比这边好些,不借账呀,起码,吃得也有,穿也穿得起。现在每 年贷款4、5万块钱,自己分的30亩,包了别人37亩。一年下来,好年4万多,差年2、3万多,还给银行,再贷上,给银行挣钱呢!我家五口人,可吃什么 呢?不如我们原来在牧区!”李玉贵说。李玉贵是97年搬到孪井滩的移民,属于第二批移民,孪井滩的前两批移民完全是在原来的草牧场开荒种地,把原来的草场 拿拖拉机一犁就算是耕地分给移民户,牧民变农民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很多移民都是把当牧民时挣下的家业全部投入到移民点的建设中,而后就过着一年一年还贷 款的日子。

第二笔账:农业到底赚多少钱

赵子林也是孪井滩的移民,他详细计算了他的农业收入:小麦每亩可以打204斤,但是孪井滩风沙太大种不了,后来就种玉米,年年赔钱。刚来的时候,玉米只能 打上600斤左右,市场价3.7到3.8一斤。如今孪井滩的地熟了,今年玉米亩产1450斤,但是价格只有9毛钱。每亩地的粮食可以卖1300元左右。每 亩地的成本是:转包他人土地每亩300,他今年耕种了32亩自己分的地,48亩包的地。共用化肥40袋底肥、60袋尿素,底肥每袋100斤,160元一 袋,共计6400元;尿素每袋100斤,105元一袋,共计6300元。一共在化肥上花了12700元,一亩地将近160元。一共浇了六次水,每方 0.314元,每亩地分派用水额度一年共计500方水,超一方罚3块,水方钱平均下来168元一亩地。机耕费120元每亩,包括:播种、犁地、耙地、平 地、打埂子等的费用。收割费100-110每亩。农药费平均每亩30元。雇人除草60块钱一亩,一年两次。脱粒费一斤两分,每亩30元左右。每亩播种5斤 4两种子,每斤15元,平均81元一亩。

1300-160(化肥)-168(水方)-120(机耕)-100(收割)-30(农药)-120(人工除草)-30(脱粒)-81(种子)=491(元)

自己分的地每亩收入490元左右,包地还要付给别人每亩300元,平均每亩收入190元上下。2012年成好,雨水多。如果年成不好,产量下降,价格也上 不去。2012年是到孪井滩最好的一年。32亩自己的,48亩包的。赵子林今年在玉米上收入25000元左右,这是他最有保障的收入,但是孪井滩控制玉米 的播种面积,因为孪井滩是引黄灌区,通过四级泵站把黄河水引上来浇灌,玉米比较费水,所以要控制。

赵子林还种了40亩花葵每亩收入123元,收入5000元左右。年收入三万元。

第三笔账:农业和牧业的收支比较

赵子林的邻居张新华算了另外一笔账,他今年种了35亩玉米,20油葵,10亩的花葵,油葵每亩只有200元左右的收入。玉米收入17000元,油葵 8000元,花葵1200元,还要减去转包别人30亩土地的9000元,实际收入2万元左右。他是扶贫移民,但是他说,这个钱数和他在下面放牧时的收入差 不多。

但是张新华是2004年搬到孪井滩的移民,他说要说他的牲畜还留着,换到现在,那钱就多了。他原有60绵羊 220个山羊,30峰骆驼,12头牛,一个驴、一个骡子。山羊绒价高,吃得又少,一头羊6两到7、8两绒都有,现在是290元每公斤,羊绒收入22000 元多。绵羊下羔、山羊淘汰,每年卖整羊50头,一个700元,整羊收入35000。骆驼每头出5斤毛,每斤30,一头150元,4500元。每年卖五头骆 驼,5000元,25000元。每年卖3个牛,每头5000元,15000元。总收入大概10万元。每年买草料、家庭吃喝花销、雇人工大约4万,净收入6 万元,是现在的三倍,而且放牧这块是把家庭花销算进去的,种地的计算里还没包括。

除此之外,这些五十多岁的移民都反映,放牧轻松,种地太辛苦,牧民特木吉勒图说:“放牧羊走了我就跟上走,它吃一吃,人就歇一歇,要是放骆驼,你在家里睡 着觉就可以放了,它三五天才回来喝一回水。种地辛苦,我不会种地,闹不转,哪地打梗,哪地放水不知道。”五十一岁的罗玉业也说:“种田体力劳动太重,放 水、撒肥、踩渠……大渠有房子高的,我们这里风沙大,过了冬天里面都是沙子,让沙子埋上了,春天放水之前都要去清。有十亩地就挖十亩地的沙子,有二十亩地 就挖二十亩地的沙子,十亩地一年下来,最不行得十方沙子。打梗子,每年打,一年两次。”原来孪井滩本地的牧民扣开说:“我们50多岁老婆子要是放牧也能跟 着羊走呢,但是让我抡大撬,抡不了几下。我们这地方风沙大,埂子年年打,渠道年年清,都得抡大撬,我这个岁数,抡不了几下。”

问题二:移民相关的环境问题

我要去看着那些挖矿的人


我在孪井滩碰到一个阿右旗来的移民,他对我说:“我这两天就要回去!我要看着我的房子,我们一搬走,那些挖矿的全来了!把我的房子撬开就住,我就要回去养 牧,地给我收了,我就放,我祖祖辈辈在右旗放牧,凭什么不让我放,不放就不放,为什么又让开矿的进来?把我的草场挖的乱七八糟的,难道是环保吗?再说这边 的地,去年就没浇上水,我不在这种地,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看着那些挖矿的!”

孪井滩的移民有两个名头,扶贫移民和生态移民。而内蒙古大规模的移民更多的是生态移民,让牧民离开草原以此保护草原。生态学家刘书润曾经形象地打了个比方:“有这样保护草原的吗?你保护草原把牧民全打跑了,这太过分了,你保护妇女权益,把男的全打跑了,行吗?”

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牧民、牲畜、草原本来是一个运行的系统,你可以设法降低牧民对草原造成的压力,但是如果没有牧民,草原也无法健康运转。好几个孪井滩 的牧民都提到,我们走了草场一点都没有好,不循环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引申一点,就像没有丈夫的女人容易受欺负一样,失去牧民的草原也容易受欺 负。阿右旗的那位牧民就在为他的草原受欺负而忿忿不平。

前面提到的额济纳旗的牧民斯日古楞讲了另外一个例子,现在上面不让放牧,而额济纳旗的一种特产肉苁蓉的价格飙升,成为牧民的经济支柱。苁蓉要寄生在梭梭 上,所以斯日古楞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保护好梭梭,他相信有梭梭就可以有苁蓉,而梭梭对当地生态有重要意义。但是现在牧民大量离开草原,剩下的牧民没有力 量制止外地人盗挖苁蓉,斯日古楞说:“手机没信号,报警报不了,打也打不过,他们挖苁蓉直接刨个大坑,把梭梭都连根刨了。”这种对待土地和环境的态度的区 别,如果继续用上面那个比喻,就不太好听了,这是老公和色狼的区别。土地失去牧民也失去守护者,无人区就是无法无天区,本地老百姓就算力量小,对外来的破 坏也是一种制约。

搬出来的地方生态失去了守护,搬去的地方又有什么生态问题呢?

扣开是孪井滩的本地居民,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年,19代人了,这是从阿拉善建旗起可以追溯的家族史。在扣开的记忆力,这里是大草原,阿拉善盟的最好的草场, 王爷府的军马场。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放牧,五畜都有,骆驼、绵羊、山羊、马、牛。他们的生活主要靠绵羊。“我们这小的时候,草到这个地方,人口也少,草场 也宽。”扣开比着自己的膝盖说。

扣开他们92年被要求搬家,孪井滩逐渐开发成农业区。“那时候我们的春圈就是镇子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几家的春圈在一起,互相不远。我们现在的老房子那里 是冬圈。我们的草场一直到大横梁,离这里8里多,我们草场从老孪井到大横梁整个30多里长,30多华里这么宽,草场好,那个时候羊不怎么喂料,草场宽。” 这是牧民特木吉勒图的回忆,孪井滩成为移民区之前,这里的环境很好,这个牧民小组的草场算下来有三十多万亩,那时候放牧半径大,环境压力小:“一个大队, 一个一个小组走着呢。我们的小组离这还有十几公里。那时候,我们春节过完就上春圈了,4、5月份就回老孪井了。在春圈时的羊可以走到大横梁(4公里),冬 圈的羊夏天能走到春圈(10公里多)。”现在这个小组只有2万亩机动草场可以放牧,放牧压力和放牧半径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孪井滩还有一笔重要的账,孪井滩是干旱区,靠地下水和黄河水浇地,玉米每亩500方水,花葵每亩需要400方水,赵子林家一年共消耗水方5万6千方,张新 华家消耗水方两万九千五百方,将近三万方。而养牧只需要每天给羊喂点水,骆驼几天才喝一次水,用传统方法养骆驼一年不足两方水。以前有人计算过,在阿拉善 农业生产要想和牧业生产获得同样的收入,要消耗牧业生产500倍的水方。

阿拉善地广人稀,每家每户平均有1-2万亩草牧场,土地问题并不是阿拉善的主要矛盾,水资源才是最突出的矛盾。腾出来的土地主要是被附近的牧民使用、荒 弃、变成工业园区用地这三种用处,荒弃或者被附近牧民使用没对生态有什么贡献,变成工业园区则已经成为阿拉善面对的最严峻的生态挑战。

而搬移出来的农民也同样感受到了来自生态和工业的挑战:孪井滩的地下水资源是几百万年积攒的不可再生资源,黄河断流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孪井滩一方水用于农 业生产只挣一元钱,但是如果用于工业生产,可以挣4-5元钱,农民已经日益面临工业争水的问题。随着阿拉善左旗南部一个又一个工业园区拔地而起,孪井滩的 农民经常被掐水方,他们的未来也因此更加莫测。

安置区的环境问题,也不是孪井滩一地,前面提到的青海沙沟乡的移民点,他们的安置地是黄河岸边的围河造田。那个地区原本是砾石浅滩,是黄河上游洄游鱼类的 产卵场,为了安置移民,政府把泥石流的生土填埋到砾石浅滩,修了河堤,在堤外耕地。鱼类失去了产卵场,大量灭绝,而新填的耕地土质太黏难以犁地,土层浅, 庄稼产量极低。


一层窗户纸

我们在项目中期向南都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做了一次汇报,谈到这里的时候,她问我:“那就你做了这么多年调查,你观察阿拉善退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就把我 的看法告诉她:阿拉善左旗和右旗本来就是荒漠草原,广阔的戈壁滩上长一些旱生植物,其间有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片沙漠,沙漠中间有水的地方有绿洲,绿洲地 区有湿地和灌丛,也是牧民的牧场,这个局面一直是这样的,不讨论地质变迁问题,在牧民的回忆中,当地就是如此,在生态学家的分类中荒漠草原景观也就是这 样。所以退化没退化,不好说。

这几年禁牧以后,牧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没有牲口采食、踩踏、排便以后,草类干化,停止生长,虫子大规模爆发。这让我产生另一种担心,南美洲,亚马逊流 域的森林地区以南也是一片干旱的大草原。但是那里不像其它大洲的草原那样生机勃勃,食肉猛兽追击着食草动物,食草动物每年按季节大迁徙,那里一片死寂,高 塔林立——高密度的白蚁丘和食蚁兽构成的沉默的生态系统。南美大陆和冈瓦纳大陆分离早,这里的食草动物向另一个方向进化了,但是后来的地壳运动使北美大陆 和南美大陆之间有了巴拿马陆桥,美洲豹等食肉动物进入这一地区,它们很快战胜了当地的食肉动物——恐鸟,而后导致了本地食草动物的灭绝。我们是否希望我们 的草原被保护成虫子和老鼠占领食物链的生态系统呢?

阿拉善三个旗额济纳旗在最西面,额济纳退化的原因非常明显,它和牧民没有什么关系,它退化的原因就是额济纳河没水了。额济纳河东岸有两个旅游景点,黑城和 怪树林。黑城是一座古代的城市,当时明军攻打黑城时堵住了流向黑城的额济纳河的水,所以额济纳河向北流,逐渐形成东西居延海,而过去黑城以北的古居延泽逐 渐干枯,黑城被遗弃,胡杨林成了枯死的怪树林。这是历史上这个地区的生态、地理变迁。

而上世纪八零年代后,额济纳河断流一度导致东西居延海彻底干涸,现在的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差点搬迁。经过国务院的干涉、整治,东居延海重新见水。但是为了 让已经很有限的水方能够到达东居延海,沿途不少河段修了板渠,家了硬化防渗的渠道,而胡杨林是要靠河水自然溢出河床繁衍生息的,现在那里只有每年秋天的旅 游节时,河道里才放水,和胡杨林种子着床的季节不吻合,所以生态还在退化中。额济纳再过去就是肃北和新疆,这里的降雨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生态系统主要靠 额济纳河维系,河边的胡杨、柽柳、芦苇都不是跟着温度带分布的地带性植物,而是跟着水走的非地带性植物,额济纳河有水,河岸就有草,有草就可以放牧,没 水,再怎么禁牧也没有用。

“那就是说退化和放牧没什么关系了?”项目官员问我,“整个内蒙古都是这样吗?”

“东部的话,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回答她。我经过近十年的调查,尤其是2008年以后大量田野调查积累的成果,我越来越认同蒙古族社会学家老早以前就提出 的观点:放牧制度的改变是草原退化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从游牧变成定牧。时间上草原游牧制度在80年代土地和牛羊分产到户以后逐渐被破坏,96年土地第二次 承包之后草原游牧制度除了个别点整体上不存在了,草原退化也是从80年代起逐步加重,到1996年以后,爆发式发生,到了2000年以后,开始出现大量的 生态移民。

从牧民的角度了解情况,很多老牧民都能清楚地讲解清楚草原游牧的管理方式,游牧不是没有管理的乱走,是高度科学和集约化的。有一位老牧民曾经专门负责分配 全嘎查(行政村)草场分配,每个季节,各家搬到哪里,哪里使用,哪里留下,要不要去外地借牧场,都由他通过勘察统一分配,借牧场时他曾经负责把全嘎查的羊 集中起来,和几个人共同走敖特尔。他勘察草场的方法包括预测天气,预测气候变化,预测河水涨落,还会从河岸到山坡,选择方形的样地,分析里面草的种类和密 度,这和今天草原科学家做样方的方法几乎一样,这是他们世代相传的古老方法。他这个工作还有名称,叫做“努图克沁”。有些地方没有专职的努图克沁,但是嘎 查长或其他社区领袖负责游牧生产的组织,有一位老嘎查长谈到草原退化时说:“分了草场后,家家的户主都得会看草场,家家的户主都是嘎查长,哪有那么多人会 看?”

草原上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草的长势也是如此,有些地方雨水好草会在某一时段集中长得好,游牧时,可以集中使用,有些地方可能好几年轮不上下雨,草就长得不 好,游牧时就会留待雨水好的年份使用。分产到户以后,每一片土地都包到牧民家,包的草场,赶上几年不下雨草长得不好,还不得不使用,就会造成严重的生态退 化。这种退化区,如果能得到3-5年的休息,赶上其中一年或几年雨水好,就可以恢复。因此这种地区如果短期禁牧,有可能会看到一定的生态恢复,但是就算不 禁牧,遇到2012年夏天那样好的雨水,也可以让大片的草原恢复。

“那么说东部的草长得好不好,也不是放不放牧造成的,而是跟下雨有关系,对吗?”项目官员问。

“可以这么理解。”

“这样的话,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生态退化都跟放牧没什么关系了?东部跟雨水有关,西部跟河水有关?那么禁牧和生态移民就没有道理了?”

很多问题,就在一个想问题的方法,我做了这么久的调研,一直纠结在放牧和草原退化到底什么关系里,项目官员这几句话,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突然也让我想 明白这个道理——水资源的丰沛和匮乏决定草场的好坏,不下雨的草场不放牧也好不了,而雨水好的草场可以集中使用,这就是游牧民族最古老的“逐水草而居”, 倒回来了,复杂的推理推回到一个古老的结论。

既然如此,用移民解决生态问题本身,可能是一个头疼医脚,脚疼医头的工作方法。

问题三:政府信誉和社会价值损失

把我们赚来就害苦了


除了生态和经济损失,移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损失,就是政府信用的损失。移民是由政府出面安排、操作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种情况直接影响政府的信用,第一是,政府承诺不能兑现,二是,政府设计的生产经营项目不能运转。

孪井滩设计的移民项目是开垦土地,由牧业生产转为农业生产,生产上的损失前面已经计算过,我在孪井滩先后访问了三批移民,1994年的第一批移民,1997年的第二批移民,2002年的第三批,无论是哪一批,他们都同样反映当年吸引他们移民的政策没有兑现。

王振国,是94年搬到孪井滩的移民,他回忆刚到孪井滩的情况时说:“我们上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干脆一间房子没有,荒滩,下的帐房,住的呢。吃饭不能吃面 条、稀饭,只能吃拉面捞出来,吃完了锅里就一层沙子。第一年种麦子,种下去都没法收,沙子埋上了,只留下麦穗,勉强拔下来。”其他的那一批移民也回忆他们 来的时候住在地窝棚里,或者帐篷里,那些年也是居延海出问题的时期,经常刮西北风,沙尘暴非常厉害。

那一批的移民中很多人对政策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楚,移民李有岩说:“宣传的时候,我就想我带两个娃娃,在上面种地、上学,老婆和大丫头在下面,照顾残疾的大 丫头,经营牲口,挖锁阳。维持生活。后来搬来以后,99年,苏木上来转户口,我不让老婆和丫头转,好挖锁阳挣点钱。我去苏木上发现他们转户,我就找去,结 果说我们老两口不让分户,孩子小也不能分户,上来的人在牧区不能留户,所以就都转了。”转户以后,一斤就失去了原来在草场上的权利,而移民的新生活方式没 有成功前,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的。

罗玉业,1994年从牧区搬到孪井滩种地的,他说:“当时是响应旗政府的号召,把草场腾开,搬迁到这里的,当时承诺的是有安置费、搬迁费、结果不但没有, 十多年都没有实现。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在自己啥情况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也没有签名,也没有知会我们一声就搬到这里了。现在,不单说是我们现在享受不到这些 政策,我们种地水卡的不行,分下的地都种不上。乌斯太有个工业园区,水调到那边就走了。支持工业,农业放弃,但是我们这一批人怎么办,他们得想办法。现在 政府明确的,开会的时候也说过,把水调到乌斯太,防渗渠项目就是工业园区给的钱,但是水已经调走了。

赵文柏是孪井滩的第二批移民了,他是97年分的地98年上来的,扶贫项目上来的。搬迁时承诺有搬迁费,一户给40亩地,一亩40块钱,搬迁前在腾格里苏木 就交了,分的时候又要40块。但是搬上来以后,他们发现宣传政策一样也没落实,搬迁费也没有,而孪井滩就是一片荒滩,还没有耕种过。但是承诺他们3-5年 可以回来,但是当年正赶上换草原证,苏木里就不给换了。政策执行中的混乱也不能全推给制定者,但是执行权全部在地方某一个机构手中时,前后发生问题就难免 了,而农牧民对复杂的国家政策并不能全面理解,只是简单地相信国家的信誉,出了问题,嘴上虽然不说,但是国家在老百姓中的信誉已经损失了。

巴图那生,是2002年从腾格里扶贫搬迁的。这一批移民动员的时候承诺每家给15个羊,2-3头奶牛,发展“现代化养殖”,但是承诺没给。承诺院墙给立、 房子给盖,两家一个拖拉机,但实际只给了一间房。扶贫搬迁的时候每人给了8亩地,地种不成,生荒地,拖拉机刮了一下就给了,丛牧转到农业有些事情不懂,谁 也没有种过地,也不知道土质的事情。结果分给他们的土地土质不好,是粗沙地,水当时解决了,但是粗沙地费水,3年、4年赔得都不敢种了。9年没收入。经过 反复要求,给他们调换了土地,但是移民也要每亩给350元钱。

张新华也是2002年的移民,他搬家动员时,承诺他们:三户一个粉草机,15个羊或者3个牛。还有房子、院子等。结果房子只给了30平米,土地每户10亩,种草料,给一个温棚7分地。种过一年,销不出去。去年调土地的时候,温棚又收了。

他搬家是苏木上动员的,没有白纸黑字的合同,他们向开发区政府提要求,开发区不承认他们有这个承诺,让移民自己找苏木去,而苏木则认为移民已经不是他们的 人了,他们不承担责任。张新华以前不知道孪井滩已经发生的情况,到了2008年开始掐水方,老百姓闹起来,不同批次的移民才知道的承诺都没有兑现。他起初 就是因为娃娃大了,在牧区上学、就业不方便,牧区没有电,风里发电机因为风沙大用不上,交通也不方便,就移民了。现在非常后悔。

而孪井滩本地的牧民也很不满意,他们一次一次地被要求退出牧场给开发区,做了很多贡献,现在却没地方放牧,而且还在不断被开发区、工业占地。他们竟然还不 算牧民了,算开发区的人,所以无法拿到别的地方的牧民都可以得到的草原奖补金。虽然按照政策,草原奖补金是给仍然在牧场上放牧的牧民的,他们只剩下一点机 动草场,主要从事农业了,不符合拿钱的条件,但是,牧民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转产的,他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呢?


他不是我们嘎查的

在孪井滩几乎每户移民都反应说,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移民后,失去了牧场上的土地权利,被迫动迁户口,但是却有和政府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可以既在 移民区有土地,又保留了牧民身份和牧区的土地权利,还能得到近些年专门发放给牧民的“草原奖补金”。据移民反应现在阿拉善左旗的牧民现在每年大约有一万两 千元左右的各种补助,他们觉得自己原来也是牧民,但是却无法享受这个待遇很不平,同时能指名道姓地说出,和他们同样的移民两头都占的,还有不是他们苏木、 嘎查的人,农地和牧民的补助两头都占的。

移民们从阿拉善左旗农牧业信息网上查到一个叫李旺新的人。“不是我们嘎查的,不是我们苏木的,见都没见过这个人,人在哪也不知道,在政府领钱呢,我们从电 脑上查出来的,在领草原奖补金。我们嘎查上就有他一个。人也没见,户口也没见,具体哪来的也不知道,什么人干的也不知道。”移民们反映。

孪井滩的老百姓还会互相咬一件事,就是政府承诺的那些项目,牛、羊、房子、好地,有人得到了,另外一些人却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把视角放开一些,几乎每个 我访问过的移民点都有移民反应国家的某种扶持政策,别人享受到了,自己没享受到。无论是建房、给牲畜、分地,包括分配的牲畜和土地的质量,都有人觉得不公 平。不去追究这些移民反应的问题是不是有失实的,普遍出现的不满情绪也有某种内在的规律。

移民项目是由政府主导的,移民最初的几年,新的生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项目款的注入对移民至关重要。但是项目款是人为注入的,不同于靠老百姓经营自己的 产业赚得的,注入项目款过程中,跑关系、托门路,甚至有关负责人好恶都起着很大的作用,项目资金不需要还本付息,所以是否合理,不经过市场检验。于是很多 在原居住区诚实劳动,家资殷实的人家在这个过程中就变穷了,又由于心理上的不平衡成了“刺头户”,而不善于诚实劳动的人有可能得到很多好处。这不仅让移民 觉得不公平,还引起很多移民价值观的变化,不再相信诚实劳动,由此会造成移民社会总体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原来的邻里关系也受到影响,社会关系不能良性运 转,社会矛盾积压升级。


安置太简单了,老百姓太冤枉


沙沟乡的一位村委书记张顺义谈到青海的沙沟乡的移民时说:“安置太简单了!老百姓太冤枉。”张书记谈到,围河造田的事情是包给公司干的,公司偷工减料,土 填得不够深,好几年不长庄稼,老百姓还得自己雇人填土。在孪井滩的第一、第二批移民谈到种地的时候说:“来的时候,就只有荒滩,房子也没有,荒草滩拿拖拉 机一拉就分给我们了。”第三批移民说:“跟我们说要现代化畜牧业,分15个小尾寒羊,或者分3头牛,但是没有几家分到,现在我们这只有两户养牛的还行。” 而我在内蒙古东部的锡林浩特跟踪一个围封转移的移民户有10年了,他们当初是围封转移养奶牛的,锡林浩特周边以及更远的东西乌珠穆沁,我访问到的移民养奶 牛的村庄几乎都失败了,而牧民看到的原因是卖给他们的奶牛质次价高,并且生产规模不够。

如果一处失败,可以说是老百姓经营能力的问题,但是移民户大面积经营新生活失败,就有别的原因了。移民遇到的问题貌似是腐败问题,但是移民项目是谁设计 的,设计的过程中谁参与了?参与者怎样影响了项目?影响了项目设计的各方有哪些小算盘?最终谁为移民的损失埋单?埋单者和设计者是什么关系?有了这些问题 就不难发现,移民本身没有参与项目设计,设计时他们被称为项目的受益者,但事实上他们也是项目损失的承担者。而设计者本人貌似没有从项目中受益,事实上大 量出问题的项目的设计者承担损失的情况非常少见。设计者既不能成为受益者也不会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移民项目系统性的缺陷了。

有一本书叫《国家的视角》,由王晓毅翻译并推荐到国内,这本书主要讨论从国家的角度规划的项目是怎么失败的。移民过程中,国家为移民设计的新的生产经营方 式常常不能很好的运转。在我和国家民委研究牧区问题的专家胡敬萍老师讨论这个问题时她说:“当然了,这是移民最根本的问题。”

而设计者是代表国家和政府设计实施的个各种移民工程,之前的宣传和之后的成效之间的不对等产生的社会矛盾也不由设计者本人承担。


牧民变奶农,奶农变房东

牧民乌云花是围封转移的移民户,他们家是2004年从草原搬出来的围封转移的移民户。当时政府动员草原转移人口,乌云花的丈夫哈斯家兄弟姐妹多,所以就决 定接受围封转移。当时奶牛村没房子,给了一个院,包括里面的地皮,后来他们自己盖房子,因为盖房子,政府给一个补贴5000块钱,他们那时候是三个人,补 了一万五。这家牧民原来有十几头牛,六七十只羊。一万五的补助不够盖房子的,就把牲畜都卖了。那时候牛羊都便宜,一共卖了4万多块钱。

到了移民点,奶牛村给分了4头奶牛,每头的定价是一万八,按照这个项目的设计,牧民将用这一万八一头的奶牛过上比养十几头牛,六七十只羊更好的生活,但是 从一开始,情况就没见有多好。04年10月份牧民搬进奶牛村,12月份来了一批牛,05年又来了一批,但这些牛都不产奶,一直到05年冬天才下的牛犊,才 产奶,才有了收入。而奶牛的品质不是很好,有的产不了那么多奶,一开始宣传说出产能达到七八十斤,但是实际产奶有的四五十斤都达不到,30斤的也有。而且 牛奶的价格也不稳定,最开始八毛左右,最贵的时候达到一块七,现在一块四。因为要一个月结一次牛奶款,所以牧民没有钱成批买饲料成本也下不来。这些外地的 奶牛不适应内蒙古的寒冬,乳房一冻伤就会患乳房炎失去产奶能力。所以牧民一搬进奶牛村就一年没有收入,还要养着这些不适应内蒙古环境的牛,接着又要面对牛 奶的市场风险。

此外,奶牛村在城市边缘,没有了土地做基础,牧民的花销大幅度提高。“想吃菜还得去买,要是在牧区的话,有啥就吃啥,不用买,偶尔进城里。牧区牛也不得 病,也不吃饲料,自己走着就行了,没什么别的可管的。在这边,奶牛生病啊、买饲料啊,都得花钱。在牧区,没信号,手机也不用了。有一个固定电话就行了。电 视也是,收视费也得收钱,在牧区就没有这些开销。水电费什么的也没有。”乌云花说。

后来奶牛村的效益普遍不行,政府就把购牛款免了一万,每头是8000元。而牧民养的牛下犊之后,同样品种的牛只值3000元了,所以奶牛一开始的一万八千元的价值很值得怀疑。每头8000元的牛是银行给贷得款,最后还是要求牧民在2011年全部一次性还上了。

乌云花夫妇也曾经相信扩大生产规模能挣钱,2008年她的丈夫哈斯还相信养够十头牛就能挣钱了,他们曾经养到过十一二头牛,但是还是赔钱,最终放弃了养奶牛。后来他们自己了解到,那几年养牛户赔得多挣得少,养500头牛的也有赔钱的。

乌云花和哈斯夫妇如今已经不养牛了。把牛全部处理了,哈斯开农用车,拉草、拉土,有啥活就干啥活,以此养家。移民近十年了,他们家的情况看上去还不错,在 城里租了房子,奶牛村的房子租给了卖豆腐的,一年不到五千块钱。自己家原来的牧场开矿了,他们贷了巨款投资盖了30间房子租给挖矿的农民工,给矿上拉水也 可以赚到很多钱。本文没有花精力计算文化损失,牧民转换成农民工文化上是难以衡量的。我现在想说另一个问题,就是移民有重建生活的力量。

在沙沟乡张书记说:“安置太简单了!老百姓太冤枉。”但是张书记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坐在公保才旦的大房子里,怀疑着公保才旦的家境。有些移民看上去确实不 怎么穷,他们维权是不是无理取闹呢?有那功夫种地、打工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张书记说,他们村子里的老百姓,这一折腾5-6年没有收入,这话这一方面说明 移民遇到的问题是正常的生产经营家庭规划被打破,而不是被折腾成赤贫,另一方面,好端端的日子5-6年没有收入,是不能漠视的。就好像我们好不容易在城里 开了一个小公司、一个咖啡馆或者面包店,突然就拆迁了,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给了你一间面积够的门脸房,我们能不能5-6年的时间重建生活呢?在这5-6年 间,我们又对拆迁问题怎么想呢?

在我采访过移民村中是多次看到过这种情况,老百姓在移民以后,先倾家荡产,后另辟蹊径,靠自己的力量重建生活。移民还有重建生活的力量,没有把自己搞得家 徒四壁,那是不是就说明这样的移民是合理的?沙沟乡在龙羊峡水库蓄水之初移过一次民,当时就折腾一场,好不容易安顿下来,05年又移了一次,如今总算大多 数人家逐渐缓过来了,但是他们仍然住在黄河峡谷里,如果再来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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